國務院重磅公布：“數據二十條”來了！釋放什么信號

千呼萬喚始出來。時隔半年，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的重磅文件《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終于露出真身。早在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該文件。

不少受訪專家指出該文件為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提供了頂層制度設計，為數據基礎制度的構建確立了原則和方向：其展現出的數據要素治理思路，從過去“以安全為重點”向“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進行利用和發展”轉變；強調形成共享紅利的發展模式，合理降低市場主體獲取數據的門檻。

【資料圖】

數據共享共用，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

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已快速融入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和社會服務管理等各環節。早在2020年4月《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公布，“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首次與其他傳統要素并列為要素之一。

我國擁有海量數據（603138）規模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激活數據要素潛能，對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看到近兩年來，數據要素相關的政策文件頻出，北上深廣也在推進數據交易所建設。

此次《意見》被不少受訪專家視作給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提綱挈領。文件囊括的幾大原則，既符合數據要素本身的特征和目前國際對于數據要素定位，又能夠讓數據真正實現社會化的利用。

“釋放數據價值關鍵在于擴大數據供給、暢通數據流通渠道，我國雖具有大規模的數據量和豐富的應用場景，但B2B層面的數據流通不暢仍阻礙了數據要素價值最大化。故數據要素治理在B2B層面的著力點在于圍繞數據全生命周期，充分釋放數據要素價值，發揮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作用，打破B2B數據壁壘。”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數字經濟交叉科學中心研究員陳兵指出。

在陳兵看來，要建設數據要素市場，就要發揮市場優先的作用。此次《意見》指出，探索有利于數據安全保護、有效利用、合規流通的產權制度和市場體系，完善數據要素市場體制機制。

“數據源自于社會，因此社會各主體都有權利使用數據并享受由此帶來的紅利，而非只為少數人控制使用。數據的開放、共享是反壟斷的重要武器。”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數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富平表示，然而，目前數據的開放共享仍有門檻。首先，個人信息的單獨同意原則讓數據獲取的難度增大；其次，企業等數據控制者開放共享數據的動力和“壓力”不足，渠道缺乏；此外，還涉及政府收集的數據，難以開放的問題。

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研究員、數字政府與數字經濟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馬顏昕也表示，當前市場主體獲取數據要素的門檻主要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從監管層面，國家對于數據安全愈發重視，但由于機制尚不完善，企業不知道安全與利用的平衡邊界在哪，只能寧緊勿松，不敢獲取和利用數據；另一方面，從市場的角度，部分企業不當利用壟斷地位使得其他市場主體無法正常獲取數據。

可以看到，此次《意見》強調“堅持共享共用，釋放價值紅利”，其中提到，合理降低市場主體獲取數據的門檻，增強數據要素共享性、普惠性，激勵創新創業創造。并且，還指出要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形成依法規范、共同參與、各取所需、共享紅利的發展模式。

“部分互聯網頭部企業實現了對大規模數據的持有與積累，進而產生數據壟斷、數據歧視等問題。對此，應以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為基礎，與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與數據相關的法律法規構建銜接機制，遏制數據不正當競爭與反壟斷行為，保護數據安全。”陳兵稱。

提高數據要素供給數量和質量，建立數據可信流通體系

優質的數據供給才能促進數據共享紅利。在高富平看來，數據經過治理方能使用，“數據要素供給調整優化”或可通過培養數據集成商之類的中間商，引導數據做源頭治理和渠道匹配，或者匯集治理將原始數據轉化為可用數據的多種模式實現。

此次《意見》對數據供給提出了要求：建立數據可信流通體系，增強數據的可用、可信、可流通、可追溯水平。實現數據流通全過程動態管理，在合規流通使用中激活數據價值。

何為數據可信流通體系？馬顏昕對記者解釋稱，數據可信流通體系本質上是實現公平和效率、安全和利用之間平衡的手段。歐盟當前也在推進類似功能的制度，被稱之為數字空間。這些制度都是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形成可信的數據鏈條，保證數據的合規、質量和價值，讓參與者之間能夠進行可審計的追溯。

他進一步指出，可審計可追溯還意味著為復雜利益關系的分配可行性。未來的數據產權將會普遍承載個人、公眾、政府、獲取者、增值開發者等多元主體的利益，在可審計可追溯的基礎上進行數據要素的流通，將為未來的利益分配提供技術性支持。

安全治理是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的前提。此次《意見》也著重對治理體系做出了要求：完善治理體系，保障安全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強化數據安全保障體系建設，把安全貫穿數據供給、流通、使用全過程，劃定監管底線和紅線。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網絡與信息法室副主任周輝向記者分析稱，劃定監管底線和紅線，既有利于確保安全和執行，也有利于形成明確的行為預期和市場預期，便于數據處理者合規。

同時，《意見》加強數據分類分級管理，把該管的管住、該放的放開，積極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種數據風險，形成政府監管與市場自律、法治與行業自治協同、國內與國際統籌的數據要素治理結構。

跨境數據流動對數字經濟發展有著重大意義，數據跨境規則也是數據安全治理的重要一環。

《意見》指出，積極參與數據跨境流動國際規則制定，探索加入區域性國際數據跨境流動制度安排。推動數據跨境流動雙邊多邊協商，推進建立互利互惠的規則等制度安排。鼓勵探索數據跨境流動與合作的新途徑新模式。

周輝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高標準經貿協議，主動對照相關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深化國內相關領域改革。”其中，CPTPP、DEPA對于數據跨境流動都做了高標準的制度安排，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進一步深化數據跨境制度改革，為加入后的制度對接做好準備。

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