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發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數據顯示，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達8400萬人，對穩就業發揮重要作用。但因為雇傭關系靈活化、工作內容碎片化、工作方式彈性化等特點，也為從業者的權益保障帶來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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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地支持和規范新就業形態發展？作為社保體系的重要創新，職業傷害保障相關舉措有何意義？如何進一步完善保障體系？近日，在北京大學法學院舉辦的“促進平臺就業和勞動保障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展開討論。

支持新就業形態更好發揮穩就業作用

“高質量就業就是勞動者在其預算約束范圍內找到‘最優解’的就業。”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表示，評價就業質量要放在具體的勞動力市場中。“如果勞動者相比以往實現了收入、穩定性、選擇靈活性的提升，就可以稱之為高質量就業。”

在張成剛看來，新就業形態已是就業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改變其作為勞動力市場“次級選擇”的觀念。數字經濟在穩就業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建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把現有平臺企業的穩就業促就業作用充分發揮出來。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與人力資源學院副教授孟泉也表示，近年來，數字經濟平臺業務覆蓋面不斷拓展，新就業形態在創造崗位方面仍有巨大潛力。

以外賣行業為例，原有的餐飲配送已經衍生出零售、醫藥、生鮮等生活服務，分工也更加精細。“勞動密集型職業將不再局限于簡單勞動，逐步從自身推向產業鏈上下游，通過產生新的消費市場來創造新的勞動機會，發揮更大的穩就業作用。”孟泉說。

新用工方式促權益保障制度創新

新就業形態就業容量龐大，離不開用工方式靈活多元這一因素。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課題組對北京市新職業從業者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新業態平臺既有勞動合同制用工、勞務派遣用工，也有加盟、代理、外包、眾包等用工方式。在被調查的新就業形態從業者中，只在一個平臺工作的僅占46.4%。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閻天表示，新就業形態與傳統勞動關系的差異，在于勞動過程中的管理變松，并存在多個用工方。“比如外賣行業的‘共享用工’，就是一名勞動者同時有多個用工方的情況，這突破了傳統勞動關系中勞資雙方‘一對一’的框架。”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表示，我國的職工社保體系原是建立在傳統的勞動關系基礎上，新就業形態由于難以確認為勞動關系，無法被納入其中。“在平臺用工引發的勞動變革下，一套適應新就業形態、新勞動理念、新保障需求的規范體系必然要破繭而出。”

值得關注的是，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統籌促進平臺經濟發展與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適應平臺用工形式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就業方式，健全權益保障制度機制，明確平臺企業責任，優化權益保障服務。

進一步探索優化職業傷害保障

圍繞維護好快遞員、網約工等新就業群體的合法權益，有關部門相繼出臺政策舉措，補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短板。

其中，自2022年7月起，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工作在北京、上海、江蘇、廣東、海南、重慶、四川7省市啟動，選取在出行、即時配送、外賣、同城貨運行業部分較大平臺企業就業的騎手、司機等群體人員開展試點。職業傷害保障堅持社會保險的定位，由政府主導，創新實行按單繳費，由用工方繳費，勞動者個人不繳費。

對此，張成剛表示，職業傷害保障把傳統工傷保險的按月繳納改為按單繳納，適應了新就業形態進出自由、接單靈活的特點，提高了政策的可操作性。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法研究所所長婁宇認為，職業傷害保障制度針對平臺用工的特點設計，擱置勞動關系爭議，以分類施策的方式優先解決了新就業形態的保障問題。同時，職業傷害保障在參保范圍、理賠程序、待遇項目等方面還存在完善和優化的空間，未來還可以進一步探索。

對于繼續推進適應新業態社保體系建設，王天玉建議，研究職業傷害保障與商業保險的保障分工，將職業傷害保障的優勢資源聚焦到重點群體和個案上，其余小額理賠個案則用商保覆蓋，更好實現降本提效。

張成剛建議，可以將職業傷害保障和傳統的工傷保險制度做比較分析。“最好能夠讓職業傷害保障成為一個數字時代的保險，讓工傷保險能夠參考其優點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