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主體。具體來說，我國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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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提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2022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進一步明確，“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這意味著，發展民營經濟是我國長期的制度安排。

但現實中對于民營經濟的保護和支持還存在不足，首先就是立法缺失。我國現有法律對民營經濟不能完全有效覆蓋，缺乏完善統一的民營經濟保護法律規范體系，大部分涉及民營經濟發展保護的規定仍是停留在政策層面，導致民營經濟法治保障剛性不強、權威性不夠。

政策上也存在重制定、輕執行的問題。近年來，我國也出臺了不少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但往往存在配套細則缺乏、執行措施彈性大、督查落實無力度等問題，導致政策執行不到位，政策難以落地。

而且，不論是立法環節，還是司法環節，對民營企業都是重“禁止”、輕“維護”，合法權益保護薄弱。同時，法律對不同經濟成分的保護與制約也不均衡、不對稱。如在行業準入方面，就對民營企業存在不平等歧視。在金融、石油、電力等行業，民營企業很難介入，民間投資仍面臨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的無形障礙。

此外，處理民營企業家涉嫌犯罪案件時，沒能做到清晰甄別一般違法與刑事犯罪，特別是刑民交叉案件，沒有嚴格區分企業與個人財產、合法與非法財產，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保障力度不夠。

為更好保護民營經濟發展和民營企業家權益，補齊民營經濟保護短板，健全完善民營經濟領域法律保護機制，需盡快制定一部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統一的《民營經濟保護法》。

立法保護民營經濟，凸顯國家對民營經濟保護的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能極大提振民營經濟的信心，給廣大民營企業家吃上“定心丸”。

▲民營企業參與“萬企幫萬村”行動，通過“網紅直播帶貨”形式助力農村貧困人口“加速度”脫貧。圖/新華社

目前，關于民營經濟發展與保護的一些法律條款只是散見于一些不同的法律規范中，缺乏完善統一的法律規范體系。要及時將矛盾的、過時的、阻礙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的法律、法規及相關司法解釋進行清理和修改，對分散的涉及民營企業的法律、法規要進行整合。

一直以來，我國對國營企業設有主管部門即各級國資委。近年來，也有不少地方政府設立營商環境建設廳（局）負責管理服務民營經濟。可以借鑒上述做法，在中央層面設立國家營商環境建設局，作為民營經濟的主管部門，并以此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推動政商溝通協商機制常態化、制度化、規范化。

《民營經濟保護法》，重點應對民營經濟主體在產權保護、市場準入、投融資、公平競爭等重點領域作出詳細規定和保障。進一步落實民營經濟主體地位，全面保護民營經濟主體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等各種類型的財產權，充分保障民營經濟主體平等獲取市場準入資格。

法律條款還應堅持“非禁即入”“非禁即許”精神，以保護民營經濟權利為基礎，明確市場準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實行負面清單制度。未列入負面清單的行業、領域、業務等，民營經濟均可以依法平等進入，不因所有制形式不同設置或者變相設置差別化市場準入條件，實現民營經濟組織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民營經濟保護法》，應對民營經濟主體合法權益，尤其是民營企業家人身合法權益進行保護。規定民營經濟組織的財產權、經營權、公平競爭權以及民營經濟組織法定代表人、主要管理人員的人身權、財產權、創新收益權和經營自主權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

同時，要嚴格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防止和糾正利用刑事手段非法干預經濟糾紛的情況。此外，法律還要規定保障措施，明確法律責任，對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范損害民營經濟主體、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確規定，依法切實促進我國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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