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黨組換屆后的首場發布會 聚焦社會治理、營商環境……

記者 王俊 北京報道

(資料圖)

4月4日，最高檢召開了新一屆黨組成立以來的首場發布會，圍繞行政檢察履職，主題為“堅持依法能動履職 深入推進社會治理”，并發布最高檢第四十二批指導性案例。

行政檢察有何意義？其肩負著監督公正司法和促進依法行政的雙重責任，承載著解決行政爭議、保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使命，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以此次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為例，涉及社會保障、個人信息安全、市場主體登記、住房與城鄉建設等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領域。其中志某訴湖南省甲縣公安局確認行政行為違法檢察監督案，公安機關審核不嚴格，操作不規范，誤將志某的身份信息錄入到“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資源庫”，導致志某社會生活受影響，志某遂提起訴訟。二審生效后，志某認為其訴訟請求未得到完全支持，多次反映情況。檢察機關經審查向湖南省高院抗訴。并且，從監督行政生效裁判出發，針對該案反映出的執法信息數據采集使用管理安全隱患問題，制發社會治理檢察建議，推動行政機關開展專項清查整治，健全完善執法信息數據錄入與審核機制，從源頭上消除防范侵犯公民人格權的風險隱患。

2022年發出社會治理類檢察建議1.4萬余件 采納率98%以上

“行政檢察透過辦案發現社會治理中具有共同性、普遍性的問題，分析其偶然性因素之外的制度性、管理性根源，建議有關部門和單位完善社會治理相關制度，推動實現依法治理、系統治理，是行政檢察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方式。”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宮鳴表示。

近年來，行政檢察基于既促進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又推動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一手托兩家”職能優勢，依法能動履職，融入國家治理，在促進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中發揮了獨特作用。2022年，依托行政檢察能動履職，共發出社會治理類檢察建議1.4萬余件，采納率98%以上。

本批4件指導性案例，兼顧不同領域和推進社會治理的不同方式。在領域選擇上，包括社會保障、個人信息安全、市場主體登記、住房與城鄉建設等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領域；在推進社會治理的方式上，通過推動規范性文件修改、相關行政機關專項整治、建立數字化協同治理模式、開展專項監督檢查等，持續跟蹤問效，促進提升社會治理效能。

今年部署開展行政檢察護航法治化營商環境“小專項”活動

此次發布的4件指導性案例中有2件涉及營商環境。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廳廳長張相軍表示，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制度，優化營商環境”。

張相軍透露，今年行政檢察條線將部署開展行政檢察護航法治化營商環境“小專項”活動。

“小專項”活動有四個重點：一是加強涉市場主體行政訴訟監督，依法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產權和合法權益。圍繞涉市場主體權益保護的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許可、行政征收，行政賠償、行政協議等各類行政案件，加強行政審判和執行監督，對確有錯誤行政裁判依法提出監督意見，防止企業因不當強制執行措施陷入生產經營困境，增強產權司法保護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二是探索開展涉市場主體行政違法行為監督，督促有關行政機關依法履職。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責中，發現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行使職權，損害市場主體合法權益的，依法制發檢察建議督促其糾正，推動其守信踐諾，切實擔負起優化營商環境職責。

三是加強涉市場主體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減輕和早日擺脫訟累。立足法定職能，把促進涉市場主體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貫穿于辦案全過程，綜合運用監督糾正、促成和解、調查核實、公開聽證等方式，解決市場主體正當訴求，用心用情辦好檢察為民實事。

四是以更高層次訴源治理促進更高水平社會治理，依法維護市場經濟秩序。落實“放管服”改革要求，深入實施數字檢察戰略，加強大數據運用，強化類案監督，針對虛假注冊登記、惡意注銷、非法轉賣營業執照等問題，推動系統治理、綜合治理。落實“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開展“送法進企”活動，引導市場主體合法守規經營，依法保護自身合法權益。

檢察建議健全完善執法信息數據錄入與審核機制

行政檢察的核心是對公權力的監督。此次發布的典型案件中的“志某訴湖南省甲縣公安局確認行政行為違法檢察監督案”就是一起行政訴訟監督案件。

據介紹，2016年，湖南省甲縣公安局在補錄罪犯信息時，審核不嚴格，操作不規范，誤將志某的身份信息錄入到“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資源庫”。志某因此失去工作，社會活動受到諸多限制。志某多次請求甲縣公安局解決未果，遂于2018年1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確認甲縣公安局行政行為違法，并責令甲縣公安局從該信息資源庫中刪除本人信息，賠償損失，賠禮道歉。

甲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確認甲縣公安局將志某的個人信息錄入“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資源庫”的行政行為違法，限判決生效后五日內將志某從該信息資源庫中刪除。甲縣公安局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后，二審期間，甲縣公安局于2018年10月向該院提交《關于刪除錯錄志某犯罪信息情況說明》，稱自2018年1月起，已對“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資源庫”等數據平臺中志某的錯錄數據予以刪除。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甲縣公安局將志某的信息錄入到“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資源庫”的行政行為沒有事實依據，程序違法，由于錯錄的信息已被刪除，故無須再判決甲縣公安局限期刪除，遂判決撤銷一審行政判決，撤銷甲縣公安局將志某的個人信息錄入“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資源庫”的行政行為。人民法院對行政賠償訴訟案作出的二審生效判決，判處甲縣公安局賠償志某精神損害撫慰金30000元。

但志某認為，其訴訟請求沒有得到完全支持，多次到當地人大等有關機關反映情況。

衡陽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受理該案后，調查查明發現，志某原戶籍地為乙縣某鎮，乙縣公安、司法機關在辦理恩某盜竊案中未核查其身份信息，致恩某冒用志某名字被追究刑事責任，投入甲縣看守所服刑。2000年前后，湖南省監所執法管理系統啟用信息化管理，甲縣看守所對所內歷年來羈押人員信息進行補錄，工作人員按照判決書信息配對人口信息網時，發現乙縣某鎮只有志某的信息與罪犯恩某的信息較為相符，便認定志某為判決書上的“志某”，將其錄入看守所管理系統。2016年看守所管理系統并入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資源庫，志某的錯錄信息同步進入資源庫并被公開到相應應用系統。

2021年5月，湖南省人民檢察院向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再審，判決確認甲縣公安局將志某的個人信息錄入“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資源庫”的行政行為違法。再審法院指出，本案一、二審期間志某均未變更其訴訟請求，一審遺漏了志某“賠禮道歉”的訴訟請求，但在二審庭審過程中，甲縣公安局當庭向志某予以賠禮道歉。此種情形，二審判決既未在判決理由予以回應，亦未在判項中對該訴訟請求進行處理，確有不當。鑒于志某“賠禮道歉”的訴訟請求已經得到解決，再審判決對一審、二審的遺漏予以指正。再審中，行政機關負責人當庭向志某誠懇道歉，平復了志某的不滿情緒。

此外，檢察機關針對該案反映出的公民身份信息錄入錯誤進一步調查核實，發現當地公安機關執法信息數據采集使用管理工作存在對錄入信息審核監督不足，把關不嚴，怠于糾正錯錄信息等問題。針對上述問題，衡陽市人民檢察院2021年5月依法向衡陽市公安局發出檢察建議書，建議公安機關集中整治公民身份信息錄入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建立健全公民身份信息錄入工作機制，從根本上堵住管理上的漏洞；加強隊伍政治業務培訓，不斷提高公民信息錄入管理能力水平；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切實防范社會穩定風險。

衡陽市公安局收到檢察建議后成立工作專班，對全市違法犯罪人員信息錄入工作進行全面清查，對執法領域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情況進行糾正，對相關承辦民警予以追責處理。衡陽市公安局將整改相關情況報告湖南省公安廳，2022年4月，省公安廳出臺《湖南省公安機關執法辦案信息數據采集使用管理工作規定》，完善了公民身份信息錄入審批監督機制。湖南省公安廳還在全省公安機關開展錯誤錄入公民違法犯罪信息問題專項清查整治工作，截至2022年7月，將排查出的2019年1月以來被錯誤錄入“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資源庫”人員信息全部予以糾錯，并對相關責任人追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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